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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 不会自动让法律服务变得更便宜

分析实践

本文发表于 Lawfare 的研究论文系列。应引用的正式版本链接见此处。

本文由 Justin Curl 共同撰写。他是哈佛法学院三年级学生。此前,他曾是清华大学施瓦茨曼学者,并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学位,我们正是在那里首次合作。你可以在这里查看更多他关于 AI 与法律的写作。


许多 AI 领军人物认为,这项技术将重塑知识工作。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预测,到 2030 年将出现“比人类更聪明”的 AI 系统,1而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 Dario Amodei 则将未来的 AI 模型比作“数据中心里的一个天才国家”。2

研究人员认为,法律服务尤其容易受到 AI 颠覆。3 而自从 GPT-4 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之后,4 很多业内人士似乎都认同这一点。法学院已经开始将 AI 纳入课程体系,5 并与专注 AI 的法律科技公司合作,以帮助未来律师适应正在变化的职业环境。6 一位知名律师甚至认为,AI 现在就已经可以取代法官助理和口头辩论。7 另一位则预测,到 2035 年 AI 可能会“取代传统律师”。8

AI 的这股热情出现在法律服务本就昂贵的背景下。数百万个人因价格过高而得不到法律援助,9而企业法律费用也在稳步上涨,大型律所合伙人的小时费率如今已超过 2,300 美元。10 毫不奇怪,许多观察者认为,AI 有潜力通过以更低成本交付结果,让法律服务更加可及。11

我们的核心观点是,先进 AI 并不会自动帮助消费者以更低成本获得他们想要的法律结果。我们考察了那些横亘在 AI 能力提升与一些人所设想的法律实践积极转型之间的瓶颈。12 要让 AI 开启一个法律服务充裕的世界,这一行业必须解决三个瓶颈:监管障碍、对抗性动态,以及人的参与。

首先,未经授权从事法律业务(UPL)相关监管可能会限制消费者(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律师)使用 AI。这些法律禁止非律师从事法律工作。13 如果法院认定某些系统已跨入执业法律的范畴,个人和组织可能面临高额罚款和刑事责任,14这会迫使潜在服务提供者要么限制其 AI 工具在法律领域的功能,要么承担执法风险。基于主体的监管——即限制能够持有提供法律服务企业股权的主体范围——会限制法律服务的提供方式,从而再次限制律师和消费者使用 AI 的方式。如果没有改革,一旦消费者无法接触到 AI 能力,或者律师没有动力有效使用 AI,那么无论 AI 变得多么先进,它都无法帮助人们实现法律目标。

其次,即便 AI 得到了有效且广泛的采用,美国15法律体系的对抗性结构,也可能阻止先进 AI 降低客户实现结果的成本。16 由于法律结果往往取决于相对质量而非绝对质量,当双方都更有效率时,竞争均衡只会整体上移。17 在一个拥有先进 AI 的世界里,要达成同样的结果——比如有利和解或在审判中胜诉——就需要更多数量且更高质量的法律工作。因此,即使生产率提高、单项法律任务的成本下降,双方仍会被锁定在一场军备竞赛中,不断增加达到同一结果所需的法律工作量。

作为历史类比,数字化本可以通过让文件审查更容易来降低证据开示成本。18 但在诉讼对抗框架内运作的诉讼律师利用数字文档激增,把成本推高给对手,结果总诉讼成本依然居高不下。19

尽管交易性工作(如合同谈判)没有那么明显的对抗性,但也可能呈现类似动态:律师在起草和谈判协议时竞争控制披露范围,并设法压制对方律师。20 当然,有些法律结果(如有效的遗产规划)并不依赖对抗性过程,而这一瓶颈也不会适用于它们。

我们讨论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瓶颈,是人类在法律工作中的参与。在一个 AI 能力提升速度快于法律工作总量增长速度的世界里,我们希望由人来裁决案件、理解他们签署的合同,这就构成了最后一道瓶颈。在诉讼中,如果 AI 导致法律工作激增,法官很可能会通过延长争议解决时间(延迟结果)或将更多工作交给助理(降低裁决质量)来应对。21 而在交易性工作中,即便 AI 已经能够起草整份合同,人类律师仍需要时间来理解这些条款对组织利益意味着什么。human